基辅的女权主义者们：与FemSolution成员Brie的访谈

“关于左翼活动、人道主义援助与战争期间的基辅”

Brie (FemSolution)

原文出版于2023年3月7日

编辑：Bozhena Makovska

英文翻译：Maryna Isaieva

摄影师：Michael Tulsky

中文翻译：LCSA

原文链接：https://www.femkyiv.com/brie-femsolution/

FemSolution是一个水平架构，关注交叉性议题的女权组织，目前参与的工作包括帮助乌克兰境内流离失所（internally displaced, IDP）的女性，援助从俄罗斯夺回的前占领区受害者，以及推动教育计划。如果你想帮助她们，请使用此处的捐款方式。

我的政治运动始于工会活动。还在上学的时候，我就开始自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我一直在关注乌克兰国内外的许多左翼行动和倡议。15岁的时候，我参加了“直接行动”（Пряма дія/Pryama diya）的一场会议，这个组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源于乌克兰。“直接行动”保护学生权利，支持青年行动，给许多年轻人提供了政治活动的平台。我们每周举办讲座，包括酷儿理论及女权主义内容，我现在的许多知识都是那时学到的。我直到2019年都在参与它的活动。我们推动教育项目并组织了几场节日，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不过，由于我们当时的活动主要围绕学生，我没有进行太多女权主义行动。

2016年的3月8日游行后，我在基辅莫希拉学院（Києво-Могилянська академія）加入了新成立的组织FemSolution。

FemSolution主要举办讲座、讨论会和读书会。我们可以为行动者和支持我们的人提供交流的空间。我现在明白了，这是当时的我们对自我关怀（self-care）的实践，是为行动者提供支持。那时，我们刚刚开始探索女权主义，很多同事在社会学系上课，她们可以给我们“带来”那里学到的知识。学习这个世界的架构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见闻，但同时也很痛苦。

我们一直很喜欢制作独立杂志（zines），也参加了不少相关的工作坊。最终，我们决定打印自己的独立杂志。我们管它叫“La Merde”（法语：粪便），因为我们在厕所的窗沿上留了一大沓，为了能让更多人看到。

杂志的内容既有诗歌也有艺术作品。只要创作者认为是女权主义的作品，我们都会接受。疫情期间，我们也制作了一期杂志并向创作者支付了稿费，但最终未能发行。对我们的项目来说，疫情是个很困难的时期，我们几乎没有见面。由于我的母亲得了癌症，我几乎连续三个月都没有离开家门。现在，我们仍然希望能在网络上出版那份杂志。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准备两期新杂志。它们将会是主题式的（thematic），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概念。第一份blackout（停电）将涵盖人们对停电期间城市生活的反思。第二份the wartime zine（战时杂志）为战争中的不同生存感受提供表达空间。我们希望这些（共通的）感受能帮我们吸引更多人关注女权社群。同时，我把这视为一个反映现实的机会：人们正在绘画，正在书写文章和诗歌，这很重要。

2017年，迫于大学管理方的压力，我们的组织不得不离开校园。这件事的起源是一名女生找到我们，说自己被她的法律教授骚扰。我们与法学院的女性学生聊了聊，发现这并不是首次发生。甚至于在这名教授的Facebook页面上，能找到可被视为骚扰的公开言论。我们把这些言论打印出来，张贴在学校各处。在那之后，我们决定组织一场抗议。

我已经有一些组织抗议的经验。我发布了一些新闻稿以寻求共鸣，达成开除这名教授的目的。然而几乎所有的媒体渠道都拒绝了我，也只有我们的熟人前来参与那场活动。此外，由于这名教授散布虚假信息，称他被解雇是因为提倡和守卫乌克兰的语言，吸引了极右翼团体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这些人骚扰参与者，抢夺她们的书包，并对她们进行言语侮辱。为了安全，我们不得不中断活动，最终在第二天成功举行。到了那时候，有更多学生来到现场聚集，因为大家都听说有30名暴徒（тіту́шка, titushka）入侵了学校场地并攻击和平的抗议者。

这次行动后，我们的成员被叫去院长办公室，以对她们施加压力。一些大男人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做一些笔记并回去打报告。当时，我们的大多数成员在就读硕士学位，我们希望保护她们，于是停止了在大学的活动。

从那时起直到俄罗斯全面进攻，我们组织了各种抗议，包括呼应MeToo运动的“我不惧怕行动”（I’m Not Afraid to Act）游行。我们参与组织女权营和不同的教育性活动，我们认为FemSolution恰恰就是一个教育组织。

2022年2月24日以来，我们一直在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我们处理了许多个人援助请求，并尽可能地提供帮助。这次采访结束后，我会立刻去为赫尔松市打包援助物资。我们的包裹里有卫生用品、根据人们的处方购买的药品，有时还有衣物。目前，我们有大量境内流离失所的妇女，以及或失去工作、或以其它方式受到战争影响的人。我们的社交媒体粉丝数量大幅增加，让我们有动力继续开展教育活动。我们已经开始创作关于女权主义、暴力和其它主题的帖子，并看到了对这些内容的需求。目前我们计划为基辅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举办见面会，包括提供心理咨询时间。

我们目前有8名积极的行动者，还有4到5名志愿者，主要帮忙为包裹收集和打包。Yulia领导人道主义的导向，其余人支持她的工作。目前有三个人在国外，做着力所能及的协助工作，比如在网上将收件人信息输入邮件列表。我们的其它行动者都已经回到基辅。最近我们租了一间办公室，主要用来当仓库。这个空间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希望未来能有自己的开展活动的专门空间。

FemSolution的行动者不领工资，我们收到的所有捐款都用于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有一笔专门用于人道主义援助的拨款。我们尽可能到处申请拨款，但无论我们现在收到多少资助，都无法满足人们的求助。人们会与我们分享自己的故事，我们读后意识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援助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当乌克兰武装部队解放哈尔科夫地区时，我们向那里提供了援助，而那里的人们根本无法获得基本卫生用品。

我相信，鉴于有限的规模，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我们中的一些人拒绝接受这个事实，并试着更加努力地工作。我们的朋友在芬兰、德国和其他地方，组织了支持我们的活动。我敦促人们继续这样做，鉴于我们不断地需要捐款。

在FemSolution，我负责管理资金。同时，我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克里维里赫 (Kryvyi Rih) 的矿工。此外，我也在着手开展我的项目：左翼地平线（Left Horizons）夏校。

Left Horizons是让关心社会变革的人聚集在一起的一个机会。她们可以借此谈论对她们来说重要的事情，并且从女权主义、生态学等角度来看待这些事情。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家培训学校、训练营与讲座。我尝试从中吸纳经验，汲取精华。

Left Horizons的概念是，参与者自己提出课程内容，然后从时间表中选择当天想去的地方。没有人必须参加所有的讲座，也没有必要，因为所有的活动都是相互独立的。交流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鼓励参与者，如果她们是某些主题的专家，可以与其她人分享相关信息。第一年，有人在申请中指出了她们不了解但感兴趣的主题。她们能够自己研究这些主题，并以一种易懂的方式向其他人解释。最后，大家都喜欢这种形式，所以我们在接下来一期的夏校中，重复利用了这种形式。如果人们有听讲座的要求，但参与者中没有这些主题的专家，那么我就邀请讲师。

今年的夏校将在本项目的Instagram上公布。

我非常欣赏芬兰的教育体系。我最近去了芬兰，有机会亲眼看看。我意识到我直觉性地按照同样的原则建立了Left Horizons夏校项目，但还有一些地方可以被改进。夏校中聚集了很多背景非常不同的人。比如，我们有一个在工会做会计的女士，一个来自辩论社团的女孩，还有一些制作视频游戏的人……这很酷，我为这个项目感到自豪。

我是一个超级热爱脱口秀的人。我在Feminist Lodge的朋友和我有着共同的爱好。我们甚至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开始组织观看和讨论脱口秀的活动。观察这种类型的演出的演变，以及反思各种由女性讲出的笑话，包括那些有时候带有性别歧视的笑话，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二零二二年二月份，在全面入侵之前，我最喜欢的脱口秀节目发布了，我们和其他女权主义活动家一起去看。然而，有些人则因为焦虑而没能参加这次的活动。

我们当时都有感觉，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

当时，我已经在一个志愿者团体的聊天室里讨论行动计划，大家都认为俄罗斯对我们发动全面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说实话，当这一切开始的时候，我陷入了恍惚。我意识到，我无法到该志愿组织的总部去做任何事情。于是很快，我便开始负责与外国人进行沟通。这项工作十分困难，而我只有足够的精力坚持两周。

我不想离开基辅，但由于我曾经住在国防部附近，我搬到了另一个社区。然而，这个社区虽然没有军事设施，最终还是被俄罗斯人轰炸了，尽管这个事件鲜为人知。我担心轰炸会导致停电，所以我不得不步行爬上七楼，这对我和我年迈的狗狗来说都很艰难。由于防空系统一直在运行，我们可以不断地听到爆炸声。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出去两三分钟，在家附近遛狗，而我哥哥则守着门。

在空袭期间，我们会寻找避难所，我感激那些让我们进去，并对带着大狗狗的人做出正常反应的人们。在我离开基辅后，我们通常躲避的幼儿园也遭到了炮火攻击。

后来，我们终于设法给车加满了油，我和妈妈决定离开这个城市。我们在加油站的时候，空袭警报响了，我们不得不等待它解除。突然，我们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并感受到附近某处被炮击后产生的冲击波。我们因为看不到任何东西而感到十分恐惧，不知道下一发炮弹是否会击中我们。我转身对妈妈说，我不能再住在这里了。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了基辅。

这条路非常难走，需要大约30个小时。途中，在文尼察（Vinnytsia），陌生人好心地给我们提供了住宿的地方，还对狗狗非常友好。后来，我们到达利沃夫（Lviv）地区，并在斯特里伊（Stryi）定居。那里的生活很平静，几乎没有什么事发生。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不花钱的住处。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有工作，也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斯特里耶生活了7个月后，我于在10月回到了基辅。

基辅是我的故乡，但我从未设想过在战争期间生活在这里。

我回来后的头两个星期异常艰难，但情况从那时起有所改善，我不再像之前那样担心。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炮火轰鸣声，并且接受了整个局势。我感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让人有些难过的是，现在这里的政治行动主义停滞不前。FemSolution和我打算重振这个社区。3月8日，在与Feminist Lodge的合作下，我们将组织一个慈善活动，不同类型的女权主义音乐家将进行表演。此外，还将有一个纹身角，一个抽奖活动，以及素食美食。活动的所有收入都将捐给我们的同志们正在服役的第93旅。他们目前正在巴赫穆特（Бахмут）方向执行任务；他们需要修理车辆，迫切需要无人机。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强调用武器支持乌克兰的必要性的。

听到有人讨论说，反对战争就必须停止给乌克兰的武装援助，这很奇怪。作为一个有反战情绪的人，我原则上支持应该取缔武器的理论。但是，我们不能在俄罗斯杀害我们的军队和平民的时候呼吁停止武器援助。

我也对谈判的话题感到沮丧。在西方，很多人以为，乌克兰人根本不想坐下来谈判。我认为，谈判这种解决方式目前根本行不通。在全面进攻开始时进行了谈判，但在这些谈判期间，俄罗斯正在轰炸我们的城市，那还能有什么好谈的？

我们需要武器来保卫我们的人民，保卫平头老百姓。如果你想让我们都被杀死，那么是的，我们不再需要武器。乌克兰现在是在为结束战争而战，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反抗俄罗斯的侵略。

一个志愿者团队运作着《基辅女权主义者》。我们希望制作更多关于女权主义者、LGBTQ+活动家和其他乌克兰变革者的英文采访。你可以通过PayPal（femkyiv@proton.me）或Patreon一次性捐款来支持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