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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妇女节。在（后）[1] 疫情时代的中国，社会矛盾加剧、政治空间进一步压缩、劳动关系急剧恶化、社会保障持续缩水、暴力案件层出不穷、性别正义前景渺茫的当下，不论企业如何推销职场成功学（“另类女德”）及兜售打包成消费品的标准化性别气质，这些被精心包装的个人解脱方案似乎魅力大不如前。围绕妇女节的话语长久以来被国家“社会主义”收服和扭曲、被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和新自由主义主体性（自我投资，自我进步，自我实现）不断侵蚀；当另类选项匮乏时，屈从系统的个体解脱或许会成为最显眼的选项，但对异化、暴力、不稳定性的深刻体验正驱使更多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寻找主流叙事之外的解决方案。
自中国的米兔运动以来，无数女权运动者的努力和牺牲成功带来广泛的女权意识觉醒，我们的性别文化无疑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改变；与此同时，反抗性别暴力的进程仍然十分缓慢。江苏常州、武汉江宸天街、安徽淮南、黑龙江巴彦、四川内江、甘肃康乐、河北唐山、湖南邵东、山西吕梁、广东湛江、江西抚州、河南滑县、四川宜宾、浙江杭州……过去一年无数刻入集体记忆的性别暴力事件，许多草草收尾，受害者下落不明，寻求正义的声音被维稳体制消声，女权行动者被消失、噤声，面临拘留和刑期。
据联合国妇女署2022年底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球8.1万名妇女和女童凶案遇害者中，超过一半（56%）是被她们的伴侣或其他亲属杀害，平均每小时就有超过5名女性被家庭成员所杀：不仅是亲密关系谋杀，还有针对性别取向和风俗观念的所谓“荣誉杀戮“。
根据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2021年的报告：2020年1月下旬的农历新年前，新冠疫情爆发和随之而来的封锁，一些公益机构收到了大量与家庭暴力相关的咨询，几乎是平时的两倍或三倍。每一个群体在疫情中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某种暴力。多元性别人群受到各项暴力的比例高于顺性别人群；高达47%的间性人以及38%的跨性别者报告在疫情期间自己和家人曾遭受某种形式的暴力，其中为被辱骂攻击占到28%到45%。在顺性别人群中，女性遭受的暴力普遍高于男性。27%的女性报告在疫情期间曾遭受某种形式的暴力，19%为被辱骂攻击。
性别化的暴力并不独立存在于经济压迫之外。Silvia Federici的论断如今依旧有效：当前资本主义体制的维持，本是透过资本家持续剥削受雇劳工的劳动剩余，而仅仅负担劳工的“最低生活所需”，但这个“最低生活所需”的计算，却不曾计入合理的家务劳动力的支出，换言之，被严重低估的廉价（无偿）家务劳动力，其实被当成是体制巩固的前提：资本家每雇请一名（男）工人，预设的就是会有另一个（女）人无偿帮他打理家务、维持劳工自身与新生的劳动力再生产。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着隐形的角色，而这种家庭模式是资本主义工作组织的支柱。雇佣奴役的生产力是基于“无工资的奴役”；如Mariarosa Dalla Costa所总结的，“妇女是雇佣奴隶的奴隶，而正是对妇女的奴役确保了对男性的奴役。”国家法律所保障的制度性的婚姻，以及单偶浪漫爱的稳固意识型态，确保了大批这样投入无偿家务劳动的（女）人，进入家庭支撑起体制的维持。
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组织实施的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0-17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主要由母亲承担的分别占76.1%、67.5%和63.6%；女性平均每天用于照料/辅导/接送孩子和照料老人/病人等家人的时间为136分钟。已婚女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120分钟。在业女性工作日平均总劳动时间为649分钟，其中有酬劳动时间为495分钟；照料家庭成员和做饭/清洁/日常采购等家务劳动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2倍。而此前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现，在工作日，女性的总劳动时间为574分钟，男性为537分钟。在休息日，女性的休闲时间为240分钟，男性为297分钟。根据智联招聘2023年的调查报告，有41.9%的女性每天工作9小时以上。68.8%的女性每天从事家务劳动1小时以上，远高于男性的47.2%，也高于去年的50.9%。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了工人阶级内部的性别矛盾。女性成了由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冲突的安全阀。这个系统伤害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女性，也在伤害所有不愿或不能走入婚姻和家庭的人——现代家庭作为凝聚并垄断亲密情感关系的必然过程，它鼓动并强制人们将社会生活的各项资源囤积于家庭之中，再把各种需求跟期待都朝家内（成员）投射。而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能经验与接触到的一切符号，也都巩固维系着这样子的示范。
在全球，对抗父权和独裁、反抗资本主义、争取解放的声音正传遍国界。在刚刚过去的3月8日，来自伊朗、阿富汗、库尔德、乌克兰、中国等地的女权主义者在英国各城市聚集，连接彼此的抗争，共同呼喊解放的口号。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我们需要追溯这个节日的国际工人政治起源：1910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上，受到前一年美国社会主义女工的启发，德国代表露易丝·齐茨提议设立一个“国际妇女节”，并得到包括克拉拉·蔡特金在内十七国一百多位参会者的呼应。自此，设立一个国际妇女节的想法获得了正式认同。对参会者来说，支持一个“社会主义理念”的妇女节不仅意味着支持妇女的投票权，也意味着支持为女性工人进行劳工立法，为母亲和孩子提供社会补助，平等对待单身母亲，提供幼儿园等育儿设施，在学校免费分发食物和教育器材，以及国际主义团结。
在伦敦的一场妇女节活动上，PCS（英国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工会）普通（rank-and-file）成员Ellie Clarke这样描述最近数月席卷英国各行业的罢工潮：“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处境 ，也是充满希望的时刻，因为我们正在反击。护士和教师等女性为主的劳动力正是这波罢工浪潮的先锋（vanguard）... 工人们不仅需要被允许生存，还要有权过上富足和有尊严的人生。作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我们的任务是培育萌生的阶级意识、帮助勾勒罢工的政治面貌。与雇主的纠纷固然十分重要，但这不仅事关面包和黄油的生存问题，也是关于纠正一个根本上不公正的社会：在这里，亿万富翁赤裸裸地从我们的悲惨和死亡中获利。没有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我们就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持续的、解放性的成果。”
这是一个缺乏权利、充满剥削的世界，在这里，妇女不仅作为出卖自己劳力的人、更是作为女人受到了更加严重的压迫。她们要为自己而战，也是要为所有人而战：从要求公共性的托育系统与照顾系统、拓宽不同的性别特质光谱，到争取减少工时与增加收入的斗争、更加友善的职场环境和被正视的劳动尊严，她们呼吁每一个人的权利。
我们需要夺回国际妇女节的解放性内涵。
[1] 对于免疫功能低下人群、残障者、尘肺病者等大量弱势群体而言，新冠的威胁远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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